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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对华包围圈 4月30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对美国进行其上任以来的首次国事访问。因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而导致的两国关系龃龉,似乎藉由此次访问得到了缓解。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与野田举行会谈后表示,美日将用“全新的联合视野”来引导两国的同盟关系,并将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共同打造亚太新秩序。事实上,所谓的“全新视野”暗含了美国对日本承担亚太防务责任的更高期许,美国不仅要让日本在东亚发挥作用,还要把日本拉进南海的大棋局。 拉日本在海外建基地 4月30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白宫受到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热情招待。作为日本民主党2009年执政以来首位访美的日本首相,野田能享受到这一礼遇,要归功于此前两国外长及防长“2+2”会谈达成的协议。协议重申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军加强警戒监视活动的合作,建设“动态防卫力”,并提高应对紧急事态的能力。路透社报道说,这是美国拉拢其亚洲伙伴来牵制中国的最新努力。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美共同建设“动态防卫力”的最新举措是,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将在美国属地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提安尼岛建设共同训练基地,进行警戒监视及侦察活动的训练。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在海外协助他国建立军事训练基地。报道分析说,此举旨在提高日本自卫队的离岛防卫能力,“预示着日美安保合作将进入新的阶段”。美国《时代》杂志认为,这标志着美日两国将首次同时进行针对军事行动的日常训练,意味着双方在战术协调、指挥管控体系方面将深化合作。未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在亚洲“肩并肩”地进行地面战斗的可能性又增进了一步。 不过,军事专家们普遍认为,美国此番加固日美安全同盟,目的是将日本的军事力量逐步纳入美国的战术体系,使之成为美国对抗中国的马前卒。另一方面,在军费预算大幅削减的背景下,美国允许日本在自家地盘上建基地,也有经济上的考虑,由日本来分摊基地建设费用,美国可以省去很多成本。 日本出钱帮菲律宾强军 野田佳彦访美期间还与奥巴马就驻日美军基地迁移协议进行了确认。4月26日,多年来一直困扰美日关系的驻日美军基地搬迁问题取得“突破性进展”,根据两国防长和外长“2+2”会谈达成的协议,目前约1.9万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中,有9000名官兵将迁至关岛、夏威夷和澳大利亚,剩余约1万名美军仍将驻扎在冲绳。关于普天间基地问题,新文件坚持将搬迁至冲绳县名护市的边野古地区作为“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迟到”的协议还把与日本看来不沾边的菲律宾纳入进来。据日本《产经新闻》4月29日报道,根据驻日美军重组计划,日本将继续做好政府开发援助(ODA)贷款“在外交战略上的应用”,即向与中国在南海有领土争端的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提供巡逻艇等装备。该报道分析指出,“鉴于三国均围绕南沙群岛与中国争夺所有权,而且中国正在南海加强带有霸权主义色彩的行动,因而此举含有打造对华包围网的目的。” 应该说,《产经新闻》的分析并非没有道理。4月27日,日本外务大臣玄叶光一郎在谈及援助东南亚国家海上装备问题时曾暗示:“如果日本可以对美国军事外交战略发挥补充作用,就可以期待取得较大的叠加效应。”据报道,作为“战略性政府开发援助”的一环,日本有意拿出40亿至50亿日元(约合5000万-6000万美元),为菲律宾军队采购巡逻船和通信系统。 《产经新闻》还报道说,随着驻日美军重组部署的展开,日美两国政府开始探讨美国海军陆战队与日本自卫队共同使用菲律宾军事训练设施的问题,位于菲律宾巴拉望岛的海军、空军基地和吕宋岛基地都是备选项。报道称,菲律宾有可能成为美国调整驻日美军战略的一个据点,而日本之所以愿意配合美国的战略企图,是因为美国已将日美同盟视为保障亚太地区繁荣与稳定的“公共财产”,并认为提高日美同盟的遏制力是抵御来自中国的第一波打击的前提。据称,日本政府内部正在讨论由日方分摊完善菲律宾军训基地费用的问题。如果三方最终达成一致,菲政府将与日美共同签署联合军训的正式协议。 巴拉望岛和吕宋岛与中国南海相望,美国拉日本与菲律宾进行军事基地使用方面的合作,显然是要增加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抗衡的筹码,使美国从中渔利。而美日菲三国的军事互动,将给南海局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不过有专家指出,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自卫队的一些海外行动目前仍受相关法律条款的约束,与美军共同使用第三国的基地,明显带有炒作的意味,意在强化日本的军事大国地位。 菲列出军购清单 换美国加力干预 4月30日,美菲两国在华盛顿举行由两国外长和防长参加的“2+2”例行会谈。此次会谈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复审1951年签署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有报道称,美方在会谈中重申了该条约规定的美国对菲安全承诺,并重申支持菲律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与中国的领土纠纷。 据菲律宾媒体日前报道,为遏制中国军力,美国已要求菲律宾开放更多基地,其中包括使用大约6个菲律宾民用机场,供运输机、战斗机和侦察机维修、加油和临时部署。作为开放基地的交换条件,菲方要求美国进一步提供军事装备,包括一艘“汉密尔顿”级巡逻舰、一个中队的F-16二手战机及之前购买的两艘海岸巡逻舰所需的现代化武器系统。 菲律宾毫不讳言其国防系统对美国的依赖。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在“2+2”会谈中,菲外长罗萨里奥直言说:“菲律要想作为美国地区伙伴被长期信赖……就应该采取一切可能手段,至少建立最低限度的可靠防务态势,而这主要靠与华盛顿的军事合作协议,也要靠增加我们此时寻求的帮助。” 目前,美国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部署了大约600名军人。据称,为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美国欲将轮流驻扎在菲律宾的部队至少扩至两倍,并增加联合演习。(来源:世界新闻报)
克里斯托弗·福特曾经是小布什政府的首席助理国务卿、美国负责核不扩散的特别代表,如今是奥巴马政府的民间智库成员。今年4月底,他却来到中国,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当起学生,学起“中国特色”。 福特所参加的,是清华大学第二届“中美高级政府官员培训班”。他的同学大多是美国国防部、海军陆战队、核安全管理委员会、美国外交全国委员会等部门的高级官员,其中一些人直接参与对华决策的过程。 在为期一周的培训里,12名美国学员从中国学者这里,了解到中国的政治体制、外交政策、军事与国防政策以及决策制定的细节和过程。当然,也有人试图打探一些“政治八卦”。 他们也会抛出尖锐的问题,比如“党员是否忠诚”、“解放军的核导弹是否处于发射状态”,或者“中国的决策机制能否体现全体民众的意见”。 甚至,在了解到宣传纪律之后,一位官员立即向前来旁听的记者提问:“公众对你们媒体满意吗?” 项目主办方、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培训的目的是向这些美国高级官员介绍“中国的和平发展”。 “我希望他们今后考虑问题时,能够搜索自己在中国的这段记忆。”孙哲说,“多想一点中国的实情,考虑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会避免很多误解。” 课堂没有禁忌,没有所谓的“红线” 一周的中国体验,美国人爬了长城,也吃了烤鸭,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还是中国的军费、十八大,以及“中国人到底如何感知美国”。 前来参加培训的学员由美国联邦政府学院挑选,他们中的8位是美国联邦政府机构里的高级政务官,相当于中国的“司局级干部”。此外,还有两位智库的学者、两位大学教授。美国驻华武官处的两名官员随堂听课。 在这些美国官员中,只有少数几人负责亚太事务,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甚至让授课老师都感到惊讶。一位中国学者谈到美国准备对华开放限制出口的46种高科技产品时,在场的一位美国国防部官员对具体细节都了若指掌。 “这项政策是我参与制定的。”这位官员说。 但大部分学员对中国的了解并没有这么深入。想让他们在一周时间内综合地感受中国,而不只是吃了一碗“方便面”,孙哲对课程安排和教师选择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一定要有圆桌论坛,要有晚上的非正式讨论,要带他们出去参观。老师一定要是各自研究领域的顶尖人才,擅长英语教学,讲课中要有幽默、要坦诚、要有例子,并且习惯于提问和被提问。 还有一些“破冰”的认识来自课堂外的体验。两年前的第一届培训班,孙哲安排美国官员去了一次外交部政策研究司。在那里,美国人突然发现,尽管门口有武警站岗,中国的政府部门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戒备森严”。 “我们报了车号大巴车就直接开进门,下车就能直接和官员聊天。”孙哲说,“不像美国同样的政府部门那样,进去还需要安检”。 两年后的第二届培训班上,课程内容不再局限于中美关系和外交策略,而更加偏重于中国内政。在讲述中国政治体制和公共政策制定的课堂上,美国人不仅可以了解到“政法委”、“发改委”、“财经领导小组”、“政治局集体学习”、“吹风会”这些只在文字资料里见过的陌生机构和概念,还可以知道十七大报告是如何产生、《突发事件应对法》又是怎样出台的。 甚至对于敏感内容,中国学者也毫不避讳,比如“腐败是不是已经变成一种文化”,或者“党员是否坚信共产主义的价值观”。 在“中国政治体制和十八大”这堂课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健给这些美国学员介绍近20年来中国政治社会形势演变时,提到了目前所面临的社会矛盾,以及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手段。他总结了常见的三种方式:强力弹压、有限度让步和寻找替罪羊。 “这些手段能把社会问题的根源解决掉吗?”一位美国学员问。 “预测未来不是学者能够做的事情,特别是这种还在发展中的公共性事务。”张健回答,“但趋势显然并不是非常令人满意。” “课堂上没有什么禁忌,没有所谓的‘红线’。”张健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他还给这些美国官员介绍了中国独特的“代际政治”,以及最高权力集体是如何构成的。美国人对此尤为感兴趣,特别是对于“谁能上”、“谁不能上”这种问题。 张健并没有确认或否认某一个具体的传闻。“各种各样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传闻。”他说,“在中国,传闻有时是政治风向的测试气球,它的政治意义和西方完全不一样。” 在他看来,这个回答并不会打消美国人的好奇心,相反,对于那些原本只想探听“那几个人会是谁”的美国人来说,当他们了解到最高权力组成背后的迂回曲折、以及中国政治现阶段的复杂性后,他们或许会对中国整体政治更感兴趣,并且会有更好的理解。 美国总统大选提出的施政纲领,就相当于我们的“五年规划” 和中国学者相比,在清华校园里,这些“司局级”的美国官员显得有些小心谨慎。他们拒绝向媒体公开自己的身份,拒绝记者旁听他们的课程,每堂课都有两名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陪同。每天中午,他们还要在附近的小树林里开个会,集体决策下午课堂上的提问策略。 “怎么跟我们七八十年代似的。”项目负责人孙哲委婉地“批评”了他们的谨慎保守,“我们现在学者、官员出去谁还开这样的小会呀,吃个早饭不就把问题说了。” 但只要回到课堂上,这些美国人又变得尖锐起来。在讲解中国决策制定过程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薛澜打算让美国学生提一些问题,教室里却变得一片安静。 “你们怎么变了?”薛澜开玩笑地说,“你们是从美国来的吗?” “你放心,我们一会儿就提问。”有人回答。 果然,第二部分还没讲完,美国人就开始发问。“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了,为什么还搞五年规划?怎样在市场经济下准确地计划你的生产活动呢?” “五年规划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计划,更多是方向性的。政府判断发展趋势是什么,提倡鼓励和社会应该发展的方向。”薛澜这样解释。不过,这样的抽象表述美国人并不买账,他想了想,又换了一种方式表达。 “美国总统大选时也会提出当选后的施政纲领,这就跟我们的‘五年规划’很像。”薛澜说,“只不过你们四年一次,我们五年一次。” 美国人最好奇的,是中国这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系统如何运作,是否“独裁”。薛澜告诉他们,中国的决策机制并不是少数人一拍脑袋,仅仅依靠个人想法制定出来。政治局每隔一两个月就有集体学习,决策者还可以通过座谈会的方式听取专家和相关利益方的声音。 “企业能不能反映意见?”一个美国学员问他。 “当然能了。我们会邀请一些人反映情况。”薛澜说。他举例说,中国政府往往会召开几场座谈会,这一场充分表达一种意见,另一场充分表达另一种意见,然后决策者从中综合吸取。 “但我们不像美国的听证会那样唇枪舌剑,我们更委婉一些。”薛澜说,“这是文化的差别。”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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